据ArtificialLawyer杂志统计，这是世界上第一例禁止对法官行为进行统计分析的法律，将成为法官司法科技公司蓬勃发展的最大障碍。
因此，对于法院如何运用民主集中制问题，应当结合法院组织的特有规律，严格按照相关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保证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委会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独立做出裁判，从而摒弃合议庭民主、院领导集中的不当做法。尽管当前法院采取的科层制职务框架结构是与行政机关相似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结构，但它与行政机关的总理、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司长、副司长的相互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合议庭组成人员存在违法审判行为的，应当按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等规定追究相应责任。但是，对于民主集中制理论的误读导致对法院内部独立的误解，加剧了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间的对立。因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案件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我国审判组织的制度形式与运作实践似乎都在支持法院独立的观点。实际上，宪法全文中只出现过一次关于审判员的表述，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中规定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但关于院长的规定( 如院长选举和罢免、院长提请任免权、院长任期等) 曾多次出现。
现象六： 院长庭长享有程序性裁决权 根据诉讼法的规定，院长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案件审理中遇到的回避、保全、拘传、罚款、拘留、签发搜查令、执行死刑令、腾退房屋或土地的公告、再审程序启动等事项进行决定、审批或签发。那么，这样的中式命题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是哪些理论上的迷团阻碍了改革的步伐？ 解决这一命题的理论关键在哪里？ 本文将从极具迷惑性的若干司法现象出发，概括梳理我国关于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的法律规范和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借鉴域外的经验教训，着重研究如何从理论上消除反对法官独立、怀疑法官独立的基础，以确立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含义以及相互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内容提要：传统法学主流理论的前提不是无法验证的先验观念，就是将法的内容简单归结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19)汉语中的良心是道德情感的基本形式，是人对是非的内心的正确认识，是被现实社会普遍认可并被自己所认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2)得出上述结论的方法是辩证的，因为这些结论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从主体的角度(人类的特有需要)，考察主体的感性活动(人类特有的需要满足方式)而得出的结论。因此，任何对具体法律规定明显违情悖理的解释，都不可能不是违反相关法律的原则性规定的要求的。在抽象或者价值意义上，以判断是非、维护价值为核心内容的法律中的人民则应指事实上为一国实体上的人民，即为一国公民所普遍认同的那些价值共识、是非标准。
换言之，科学的法学理论应是一种既能在价值上以客观的事实基础赋予自然法学派的公平正义等抽象理念以具体的内容，又能在形式上以可具体把握的国家意志为标准来坚持实证法学派所界定的法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界限。(二)法律意义的人民(人民意志)：事实形态与价值形态 目前主要的法学理论，无论是被自然法学派奉为至尊却又众说纷纭的永恒理性，还是为实证法学派顶礼膜拜的虚无缥缈的立法原意：无论是社会法学派主张的以风俗、习惯等普通社会规则呈现的社会共识，还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所强调的显然有别于人民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似乎都没有解决如何在理论上证明、如何用事实来说明现代法治的核心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民或者人民意志的问题。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人类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是人类在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下所选择的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正是由于法学是否应是科学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对立，人们对法的本质、功能、体系、表现形式、具体法规范的应有内涵等法学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否认法学是科学的人则强调，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法是人类意志构建的结果。同任何一个最常见的一般性概念一样，科学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存在林林总总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解读①。
(三)人类特有需要满足方式：秩序与义务的根据 如果承认满足自身需要的动机是人们行为最根本的驱动力，并就可以用这一人类社会中最普遍的事实来为政治自由与法律权利产生和发展作出科学解释的话，由此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既然人的需要内容具有永不满足的特点，那么，人的自由、权利是不是就应该没有限度呢？如果有，这种限度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它们的边界又在哪里？关于第一个问题，卢梭曾感叹人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也许是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回答。所以，尽管该学派在法的价值、功能等基本问题上提出了值得人们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更是一面激励人们努力追求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社会的旗帜，但是，由于该派的逻辑起点是先验的、无法用事实证明的假设，该派关于公平、正义、自由、人权等应是法维护的核心价值的美好设想就成了看上去令人向往，仔细琢磨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空中楼阁。(三)不违常情：人民意志起码的经验形态 1.人民认同的行为标准：人民的价值形态。法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导人们正确地制定、执行、适用法律规范。
而人类则完全不一样，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人的一切需要都只能在社会中才可能得到满足，社会越发展人的这一特点越突出。在这个意义上，法的起源问题就完全可以具体地归纳为法规范中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和存在的根据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整个法学发展史也完全可以说就是一部关于法学应否是科学的论辩史。人的行为方式，即人类在客观上选择的需要满足方式，以能够利用的对象和可能控制的客观条件为需要满足的界限。
因为，常识常理常情是为一个社会民众长期普遍认同并分享的那些至今未被证明是错误的基本经验、基本是非标准、基本情感倾向，这当然也意味着它们是经过民众长期实践检验的那些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相处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律的经验形态，在没有为新的社会实践证明是错误之前，它们就是人们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必须遵循的社会、自然规律的反映。因为《牛津英语词典》所描述的科学区别于其他知识的唯一特征是以可证明的事实为基础，这难道不是实事求是的另一种表述方法吗？科学这一概念尽管在根本上是一种以事实为基础，并必须接受事实检验的研究方法，但考虑到人们已经习惯于将它用来表示一种知识的属性，为了便于理解，本文中的科学仍将在这一含义上使用，即如何让法学成为科学中科学这一概念仍是指法学应是一种与科学方法有内在联系的知识体系，即法学应是运用科学方法获得，并能经受科学方法检验的研究成果。科学一词，通常用来表示知识的两种属性：一是指知识的系统性，二是指知识的客观性。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所进行的法治建设，最终将苏联等东欧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引向了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道路，不能说不是给我们敲响了一次历史的警钟。知行合一的基本含义则是指，行(实践)不仅是知(认识)的基本源泉，也是证明、检验知识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这一人类满足自己需要的基本前提，自然就构成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底线。
如果允许立法、执法、司法者对法律作出明显违情悖理的解释，本为限制权力而生的法律，必然会名正言顺地成为权力行使者任意专横的工具。无数同仁也给我举过无数的例子，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些例子实际上都是在错误的法学理论的指导下，不顾我国宪法和法律关于法治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规定，将法律割裂为一个个相互孤立的条文的情况下，脱离了我国刑法总则、原则和宪法规定等效力更高的法律规定，来错误地理解刑法分则具体规定的结果。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3.人民意志：人民要求法律维护常识常理常情的意志。
因为宪法第三十三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当然也应该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任何公民的政治权利也是一律与其他公民一样平等的。(11)我国宪法第二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只有弄清楚了法的起源之后，人们才有可能对法的本质、功能等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法规范应当如何理解适用等法学基本实践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所谓法律应当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实质是指法律应当是人民通过法律来维护的那些为他们所普遍认同价值的意志的体现。要保证我们的法治真正成为人民之治，我们就应该按照宪法的要求，不断积极稳妥地推进相关政治法律制度改革，努力建立、健全、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各种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法律制度，通过制度的力量来保证现实中的法律真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一旦这种需要的内容成为社会普遍的共识，自由就会成为政治领域中的普遍要求：而当人们普遍认识到这种自由必须要依靠一种凌驾于每个人之上的力量来保护时，就会出现与这种要求相呼应的国家法律，而法律中的权利这个概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事实也随之应运而生。
由于法律应是人民意志的反映，而常识常理常情是人民意志最基本的体现，如果我们不以常识常理常情作为制定、执行、适用法律过程中的指导和基础，不以是否符合常识常理常情作为判断我们对法律的理解是否正确的最终标准，我们就根本没有任何方式可能保证我们在现实中制定、执行、适用的法律是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因为，批判的武器永远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科学的治国理政理念只有通过与之相应的国家制度的保证，才可能成为科学地治国理政实践的指南。
只有不懂法的人，没有不讲理的人(18)。不仅应该像社会法学派所概括的那样是社会共识的重叠，更应该像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那样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结果。
但是，由于这种理论不仅在逻辑上无法为法的公平、正义等应有内在价值提供合理的答案，也无法真正满足实践中人们对法的内容应该明确、确定的要求，于是，立法、执法、司法专横，权力大于法律的局面就不可避免，国之将亡，必多制也似乎成了古今中外历史上实证主义法学理论见之于实践后难以避免的宿命。受近代西方思潮的影响，不少中国学者试图赋予这种方法以专属于西方思维的含义，但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长盛不衰这一基本事实却在不断提醒人们：能够正确地观察、了解客观现象，并以此作为自身实践的指导，并不是西方文明特有的现象。
所谓政治自由或法律权利，无非是国家在政治上承认和法律上保护的人们以某种方式自己满足需要的可能性而已。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说某一知识是科学时，往往是指这一知识是运用科学方法的结果，而不是指这一知识本身就一定是科学的。人类需要的这一特点，一方面表现为同一层次需要的无限性，即使对同一种需要，人类也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人们总会对每一种需要都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如果用中国传统的表述，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指格物致知与知行合一的有机统一③。
英语中conscience(良心)，也具有大致相同的含义。因为，如果不知何为人民意志，一切关于法律应该是人民意志体现的法律规定和理论观点很可能成为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谎言，而用不知何为人民意志的法学理论来指导法治实践，就很难控制少数实际行使国家立法、执法、司法权的人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将自己个人的意志凌驾于人民意志之上，将本应限制权力专横的法律之治转变为任由权力行使者可能任意决定法律具体内容的权力专制。
因此，只要真正地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系统全面地理解法律，我们的法律体系中就没有明显违情悖理的法律规范存在的可能。⑩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中华传统文明中的天人合一应该是指人是自然(天)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根本上与人类自然演进规律的合一。
③笔者认为：格物致知是获得知识的根本方法，知行合一是检验知识的根本方法。④几乎所有西方语言中法，如英语中law，意大利中的legge等皆有人为规则与客观规律两重看似对立的含义。